一
好友杜明强，老家是四川江油，1989年考上了北京大学。父亲扛着包裹辗转把他送到了学校以后，明强才突然发现父亲让他提的小包不见了，父亲的钱和证件什么的都在那包里。但父亲见状并没有责怪他，只是压低声音嘱咐他:好好在学校念书。而后，自己一个人回去了。
三十年前，讯息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，跨了好几个省份的距离，什么也没有的父亲是怎么回的家？明强当时小，没有想过这件事。后来大了，想到这件事，却又不知道怎么问出口了。
倘若说这是人生，也不乏是温柔，却又带点酸楚。
二
同事小刘给我讲过她第一次外出时的情形:
“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俺爹俺娘送我到胡同口，还要往前送。”
我说:“爹，娘！您们回去吧，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。”
我爹说:“走吧走吧，想着写信回来。”俺爹停住了脚步。
可俺娘仍是独自继续往前走。
等我走出老远了，我回头，见俺娘还在往前走。
我知道，从此真的是出远门了，娘送我有多远，我前面的路就有多远。
三
我的老厂长，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女干部。那年，16岁的她暗恋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八路军战士，却一直不敢表白，那战士也没有留心，两个人就那么傻傻地交往。
一天，那个战士被派往前线打仗。此一去凶多吉少，这一别，或许就是永别。她心里很清楚，却没有勇气说出潜藏在心底的爱和担忧。
她心里有一种激情在翻腾，却一直隐忍不发。她挤在送别的人群中，沿着村口一户人家的院墙走。那是北方农村典型的干打垒式土墙。她一路走，一边用手指使劲在墙上划，一直划到了墙的尽头，她暗恋的战士消失在茫茫原野。
后来，她听到那战士牺牲的消息，一个人跑到村口哭。看见墙上被她划出的指痕，仿佛那战士还在，沉重的悲情汹涌而来。
多年后，她每当想起那个战士，心中仍然升起一股灼热感，而那灼热感，正是初恋的激情燃烧出的熊熊火焰。
四
大庆现在已经是哈院肿瘤科主任。见多了人们因至亲挚友遭逢病痛而潸然泪下的情形。在他还是主治医师的时候，有一天值夜班，接诊了一位从养老院转来的老太太，身体相当虚弱。养老院的人介绍说: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。大庆开始以为病人可能是因为长期卧床，造成肠道蠕动功能不佳。但通过CT扫描的结果显示，病人腹内有数不清的肿瘤，是这些肿瘤造成了肠梗阻。他认为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，但养老院的人不敢对接下来的处置做决定。
没办法，大庆只好让护士联系病人的家属。然而，不同于一般人获悉父母生病时的激动反应，老太太的女儿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地说:“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……”临挂电话又补了一句:“原则上我们不主张做积极的治疗，也放弃所有急救。”
大庆作为当晚的值班医生，对病人家属的态度相当不满。便对护士说:“再打一次电话，请她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！”
护士经过再次联系，她们才心不甘，情不愿地答应来，但仍是拖了好几个小时，才慢条斯理地来到医院。
大庆为了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，又加上对她们的第一印象不好，所以，他在解释病情时说话相当直接:“你们母亲的腹内有很多肿瘤，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，而且应该已经到了晚期。也就是说:你母亲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”
站在面前的是病人的女儿和女婿，她俩互望了一眼后，并没有表态。女儿只是耸了耸肩说:“过去几年她都住在养老院，我们每半年去看她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或许养老院的人员比我们更清楚她的身体状况。”她的话透露出她对母亲的关心仅止于半年一次的探视。
病人的女婿表示自己是外人，没有意见可以发表。而病人的女儿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你们说要手术，那就做吧。”
看她在签署“手术同意书”的动作，很难想象，眼前要接受手术的是她的母亲。
在治疗过程中，病人的家属很少出现。即使来探视，也像闪电一样来去匆匆。
那段时间，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位乡下看护。她是大庆每天查房时，除了病人之外唯一面对的人。在大庆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后，当天早晨就见她奋力将老太太抱上轮椅，推着她到处活动。好多次，大庆都在医院大厅看见这位看护勤快地推着病人散步。
在大庆告诉她:病人应该多吃点东西，才会有体力继续接受治疗后；她便一口一口努力地喂老太太进食，甚至当病人偶尔心情不好，食欲不振时，她也是好说歹说，半哄半骗地安抚老太太。
可惜，肿瘤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效果。随着病情的恶化，不得不下‘病危通知书。可护士屡次通知，家属一直没出现。不得已，大庆只好亲自打电话；想不到，换来的却是一顿冷嘲热讽:“你怕什么？我们又没有质疑你的医疗水平，而且我们也不会赖账，这一点你大可放心。”大庆当即觉得一阵悲凉。在大庆听来，家属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“等人死了，再打电话。”
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病人陷入等待。不是等待出院，而是等待死亡。
查房时，每次大庆走向老太太的病床，是他最痛苦，最无奈的时刻。因为除了鼓励与安慰，拿不出一点办法帮助病人。这时，老太太已经陷入昏迷状态，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即便是醒着，已不明白人们在说什么。
反而是那位乡下看护，该做的事一样没少。喂饭，翻身，拍痰，按摩，没有因为病人昏迷而偷懒。
老太太临终的那天晚上，在睡眠中安祥地离开。没有哭声，也没人流泪。负责处理病人遗体的护士和工作人员，基于工作的专业性，不能，也不应该有眼泪。身为主治医师的大庆，到现场确认了老太太的死亡，同样也没有眼泪。
反倒是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乡下看护，看着眼前这位最熟悉不过的陌生人，如今，竟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时，禁不住号淘大哭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大庆看着乡下看护哭，眼眶不免有些泛红，眼角禁不住落下了一滴泪水。
大庆后来说:“那滴泪，不是为病人流，而是为唯一为老太太送别的乡下看护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