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前，一位老师傅的儿子专程从天津来看望我。说起他活了96岁高龄的父亲，临终时还提起我，念念不忘我曾给予他的帮助时，我的心猛的一颤，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，想起了那遥远的记忆中最温暖的一段。
那一年，我在父亲的小戏班“一炮走红”。都说:恩察柳家班一个桌子高的小孩唢呐吹得太好了。不久，就有几个文艺团体联系我父亲，观看了我的演奏，并提出招录我。但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，因为母亲觉得我太小了，生活还无法自理，死活不同意我孤身一个小孩儿，去那么遥远的地方。
但没过几天，于1968年11月，11岁的我还是被招录到了离家最近的县文工团，担任了一名唢呐独奏演员。
我依稀记得，文工团大约有四十多人，女队员居多，男队员除了几个有专长的，如拉板胡、吹笙、打鼓的中年队员，大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男女。我们男队员住在县文化馆临街的一个大房子里，是大通铺，头冲外睡，近20人一字排开躺在一起，也算壮观，如果谁放个响屁都会引起笑声和嘁嘁喳喳的抱怨声。
父亲第一天把我送到文工团，团工作人员怕我睡梦中从床上摔下来，刻意让我睡在最里边靠墙的位置。
没想到第一天晚上脱衣服时，引起了人们一阵哄堂大笑。因为时间匆忙，母亲连夜给我做的新棉袄棉裤，还有纳底的新棉鞋，但没做内衣和小裤衩(之前从未穿过内衣和小裤衩)。当我脱了衣服，人们见我一丝不挂的光腚猴，又从未洗过澡，凡是不露着的部位积了一层黑泥时，一屋子人都笑了，甚至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我也感到了羞愧和脸红。
这时，走过来一个人，他没笑；只是用手给我掖了掖被子。轻声说:“睡吧。”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:“太小了”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感觉他就像是一个亲人一样，关心我，帮助我。他叫张云鹏，中等身材，黝黑的脸膛儿，显得敦厚而健壮。他家就在城西宅城公社张郝村，他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，是失去一条腿的特等残疾军人；而他也是有六年军龄的复员兵。因为三弦弹的好，比我早半年被招进了文工团，是乐队的骨干。
文工团是军事化管理，早晨5点45起床，6点正式出操。云鹏哥是我们团唯一的退伍军人，他在部队养成的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、雷励风行的工作作风在这里得到了发挥。是他组织我们出操，凡是动作不规范、表现涣散者，他都给以耐心的说服和纠正。开始那几天，他担心我醒不了，便走近喊我，并教我如何又快又整齐的叠被子。
云鹏哥在家是长子，18岁当兵，20岁就入了党，可算得上是少年得志。他天资聪慧，多才多艺，不仅三弦弹的好，还会拉二胡，会吹笙和箫。尤其还会编导节目，那年他自编自演的快板书《王老汉赶集》获得了全区文艺调演一等奖。
那时我们团里没有食堂，一日三餐列队去县招待所吃饭。只是第二天中午用餐时却没见云鹏哥的身影，我心里纳闷，直到下午两点开始排练节目时，他才有些慌张地回来了，急忙抄起三弦跟乐队合奏。中间休息时，他从衣服兜里掏出来了一件绿色的裤衩和一双袜子，递给我说:“你别嫌旧，这是部队发的，其实我没穿过，今中午我骑车子赶回家，让俺娘给你改小了，你就凑合着穿吧，等开了工资你再买新的。”
春节前那几个月主要排练和创新节目，平均一星期在大礼堂演出一场，也叫汇报演出。大礼堂能容纳1400多人，几乎是场场爆满，而我每次登台吹奏唢呐，场内都是欢声雷动，最少要返场三到五次。观众见我一个小孩，觉得稀罕好玩。便热烈的为我叫好鼓掌，我就在台上起劲的猛吹。由于我每次演奏都很受观众喜爱，似乎成了团里的主角，内心也是经常沾沾自喜。但云鹏哥却很快发现了我的大问题——不识谱，那天我刚下场，就见他急忙端着水走近我，边让我喝水，边低声对我说:“你吹的确实不赖，这是你的天赋，但我也知道，你父亲教你时，靠的是言传身教，是死记硬背，这在小戏班还行。如今你来到文工团，不识谱是绝对不行！今后怎么和乐队配合？又怎么快速掌握新的曲目？”自那一刻起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不厌其烦地向我传授识谱的要领。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能熟练地谱曲并与乐队配合了，这也为我在文艺舞台上走的更远打下了基础。
1969年的春节，我们只放了两天假。节后就立即进入了一个半月的紧张封闭式的排练当中，3月中旬我们离开县城，开始了四个月的下乡巡回演出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是云鹏哥驮着我。有时驮俩个人，就让我坐在前边大梁上。枣强撒乡并镇之前，有24个人民公社，每个公社停留四至五天时间，演出三场节目。每次转场装卸道具和器材时，云鹏哥都是冲在前头，脏话累活抢着干，即便是大汗淋漓，也从未见他叫过一声苦。有时他见我搬道具有些吃力，就会大声喊道:“放下那一件！一会儿我搬。你过来搬这一小件！”对我格外关照，生怕累着我。
自从下乡巡回演出，我隐隐约约觉得云鹏哥有了变化，变得高兴了，脸上经常堆着笑容。似乎与那位朱姐经常找他聊天有关，从此，每次转场云鹏哥都是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，让朱姐坐在后货架子上，俩人有说有笑，感觉云鹏哥内心十分快乐。只要和朱姐在一起时，云鹏哥就两眼发亮，就兴奋，满脸都是笑容。朱姐不在时，云鹏哥就发蔫，就闷闷不乐，就连弹三弦也是心不在焉。有一次朱姐请了一天假，说下午一定回来，云鹏哥那天一下午便不时地向朱姐回来的方向张望，仿佛整个心思都是对朱姐的牵挂和惦念。
当我们转场到了加会公社时，已是夏天了。这儿离我家恩察只相隔8华里路程，我想家，尤其想我娘，便向领导请了三个小时的假，骑着云鹏哥的自行车回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下午回加会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衣服全湿透了，成了落汤鸡。因为是土路，车子无法再骑了。只好深一脚浅一脚推着车子往回走。还好，虽然迟到了两个小时，但并没耽误那天的演出。只是因为雨淋和劳累，再加急火攻心，我半夜发起了高烧，浑身难受发冷，迷迷糊糊似睡非睡，但我知道云鹏哥一宿没睡觉。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用冷水毛巾为我搓身，后半夜我感觉不那么难受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因为下雨路还有些湿滑，他便背着我去了公社卫生院，医生给我打了一针。不知是那一针神奇，还是云鹏哥一宿用冷水为我搓身的作用，当天就好了，以至后来十几年没有发过烧。
自那次巡演结束后，我们放了半个月的假。等回到团里，却不见了云鹏哥，就连他那叠的如刀切一样的棉被也不见了。我急忙问身边人，那人小声对我说:“他和朱XX搞对像，违犯了团里的纪律，俩人都被开除了。”
我那时还没能力寻找他，更没能力帮助他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不久，我离开了文工团。
十几年后，我在衡水站稳了脚根，且事业已小有成就。我怀揣着300元钱，去寻找云鹏哥，我要实现少年时的诺言，报答他的恩情。
然而，几次寻找，始终没见着过人。90年代听说他跑玻璃钢发了大财，在当地成了有名的富人后，我从心底里为他高兴，觉得他本该就是一个成大事的人。因此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我没再寻找他；一是怕给他添乱，二是又怕让人寻思有攀附之嫌。
年前腊月二十四下午，我驱车去了张郝村。在街道打听，有说他早就死了，有说他去了外地，莫衷一是。
一村民凑近问我:“他也欠你钱吗？”我先是一愣，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反问道:什么？他不欠我钱啊！那村民听说我不是找云鹏哥要钱时，又问:“那你找他干什么呀？”我说:早年他有恩于我，几十年不见了，我是专程来看他的。他听我说完，又仔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似若有所思，又有些激动地说:“太难得了！近几年来村里找他要账的足有上百人之多，像你这样专程来看他的还真有点稀罕。这样吧，即然你不是找他要账，如果不嫌弃俺农村条件不好，就到我家里坐一会儿吧。”我没有推辞，我想问明白云鹏哥到底怎么了？是什么原因使他落到近百人向他追债的境地。
这是一个有四间北房，两间西房，东房是和大门相连接，即能进出机动车又能停车的门洞房。院落不大，但干净整洁，看上去是一个富裕祥和的家庭。
主人热情地将我请进客厅，边为我倒水边说:“实话告诉你吧！我叫张云志，云鹏是我堂兄，也是我们家的恩人，就连我现在住的这房子和院子，都是俺鹏哥给我出钱盖的。那时，俺这边院里穷，盖不起房。是他给了五万块钱盖的房，后来我娶媳妇时又给了我两万块。可俺哥现在却落得是‘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’的下场……”说这话时，见他正流淌着一串泪水。
听他堂弟说:云鹏哥离开文工团后，并没有和朱姐走在一起。但他的婚姻很美满，虽然是媒妁之言，他还是幸运地娶了小他三岁，漂亮贤惠而又持家的好媳妇，婚后为他生了俩儿一女。开始那些年他在社办工厂跑业务，媳妇在家相夫教子的同时，还种着14亩责任田，日子过得辛苦却是风生水起，几年后，就成了村里有名的富裕户。
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他看准了时机，自己投资建起了玻璃钢厂，加之他原有的业务关系和人脉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他都占了。到90年代末期，他就挣了大钱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富人。
那时，他的亲戚朋友，以及很多村民邻居，几乎都沾过他的光，村民如有急难之时他都出手相助。逢年过节他都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户发钱。1998年，又给村里修建了水泥路。
只是自从城里有了KTV，有了洗头房，洗脚房以后，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到后来甚至一两个月不回一次家。和他妻子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，直到妻子在他眼里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。其间，亲戚朋友多次劝阻，他仍是执拗地于2009年，与相伴30多年的妻子离婚了。他已然仗义，给了他妻子一大笔钱，那些钱，足够他妻子和孩子在城里过上好的生活，妻子带着俩儿一女远走他乡。
虽然与他的“新爱”生活在了一起。但并没给他带来福报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一场灭顶之灾正不知不觉地向他袭来。
云鹏哥自从建立工厂，没有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没有分开。沿用的仍然是传统作坊式管理模式，决策机制和经营方式都是他亲力亲为。但有“三不欠”原则，他坚持了20多年不动摇:
一是:不欠别人一分钱。这包括员工工资，原材料购进以及为工厂提供服务的费用支出，都必须即时结清。
二是:不欠国家一分钱。即按时缴纳税费，绝不偷税漏税。
三是:不欠银行一分钱。坚持不向银行借钱，有多大钱，干多大事。
有一位书法家将他的“三不欠”写为条幅，装裱后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后墙上。实践证明，这“三不欠”原则也确实成就了工厂，成就了他。
云鹏哥步入成功人士后，交际广，应酬多。每天大多是吃在饭店，住在宾馆，灯红酒绿成为他生活常态。
2010年冬天，一朋友多次建议，劝他将部分闲置资金投到典当行，以获取高额的利息回报。起初他没兴趣，因为工厂很兴盛，他觉得做实业才是正道，才能真正利国利民。但朋友异常执着，天天找云鹏哥游说，讲投资应该多渠道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，退一步讲:“您可以少投点试试，如果过几个月，您觉得不合算，我可以立马给您要回来。”
云鹏哥最后采纳了朋友的建议；先投500万试一试，万一不行可以立马收回来。典当行非常精明，即然是试试，就一定要让他尝到甜头，自然是包他满意。按月息千分之三十计息。一个月后，会计向他汇报说:“董事长，典当行给转来了15万元利息。”他嗯了一声。后来每个月的这一天会计都会向他汇报同样的内容。半年后，他收回来90万元利息，
他觉得很欣慰。早年算命先生说他命里有大富贵，到时候定会有贵人指点迷津，这次朋友苦口婆心的劝自己，不就是明摆着是贵人给指明了又一条发财的捷径吗！他没再犹豫，立马通知了会计，给典当行投去了两仟万元。
一个月后，会计向他汇报说:“董事长，典当行给转来了75万元利息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窃喜，这样太好了！什么也不用干，该吃吃，该玩玩，到时账上就来钱！开工厂算个啥！签合同求人，进原料求人，100多工人辛苦劳作，质量严格把关，产品给用户送到指定地点，质量稍微有点瑕疵，不是索赔，就是退货；免强收了货，货款又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才给。想到这些烦心事，他毫不犹豫，立马通知会计，将存在农商行的4500万元再次投进了典当行。
一个月后，当会计又一次向他汇报说:收到210万利息时，他完全想开了。他已无所顾忌，他要大干一场，因为这时，全国各地的投资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、典当行、P2P公司、担保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。他不再保守，他要货比三家，谁家给的利息高，就将钱投给谁。
一些亲戚朋友也纷纷找上门来，甚至央求他把自己的辛苦钱交给他，因为人们了解他，信任他。觉得只有把钱交给他心里才踏实，才能放心的吃利息。
2013年2月，融资公司已经停付利息，但他仍然咬牙扛着，用工厂的流动资金给人们又支付了三个月的利息。
截至到2013年5月，云鹏哥奋斗了几十年的财富9000万元没有了，亲戚朋友交给他的830万元没有了，云鹏哥似乎也没有了。他是一个视名誉如生命一样宝贵的人，已经没有脸面再见故乡的亲人和朋友了。
他今年已经76岁，东山再起已经是可望不可及了。他堂弟云志说:“如果云鹏哥回来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他吃的。”
离开云志家时，已是夕阳西下。凛冽的寒风里，我站在云鹏哥那破败的老宅前，想起他从前的样子，想起他给我的帮助和温暖，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。我心里在想，今生还能见到云鹏哥吗........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