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爷爷早亡，身为长子的父亲，17岁成为我们家的顶梁柱，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。也因为他12岁出道，早已是当地有名的唢呐吹奏艺人，便接管了“柳家班”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班主。
父亲一辈子挣的钱不少，但都为别人花了。有的穷苦同行，终老在了戏班，无亲无故，死无葬身之地，他就会张罗着给人家出钱买“义地”，再买棺材和殓服，将其安葬。
还有的人，虽然在戏班混了多年，但始终不懂五音六律，什么乐器也不会。只会装模做样地敲敲鼓，或是两手捧着笙“滥竽充数。”行内话叫“苦哈哈”，他们平时挣不了几个钱，一旦家里人有了灾病，尤其是家里老了人，办不了事，就到我家，磕个头报丧。父亲问来人:“你估摸着，大概多少钱才能把事办了啊？”还没等来人答复，他便一手掀起炕席一手去摸钱。
幼时，我依稀记得，一过了腊月初八，父亲就会把玉奶奶和兰柱姐请到家里过年。玉奶奶是小脚，满头白发，一天至少抽一包烟，豪爽而乐观。兰柱姐是她的孙女，比我大11岁。
母亲对玉奶奶非常敬重，每逢吃饭时，母亲都会让她坐在里边，将最好吃的白面馍馍递给她，等到了初一早晨，饺子端上桌，父亲母亲便会极恭敬地给玉奶奶拜年，而后父亲一挥手说:“孩子们，快过来给你们玉奶奶磕头！”这个时候的玉奶奶，看上去慈蔼而幸福。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弟兄几个，仿佛就是他的亲孙子一样，伸手掏出手巾包，给我们分发她早就准备好了的压岁钱，而且是5毛线一张的新票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玉奶奶的儿子，叫张恒信，小名(狗儿)，1943年生，16岁的狗儿叔与17岁的父亲结拜为异姓兄弟。他俩之间到底立过什么誓言，我没问过，父亲也从未提及过。
父亲或许是怕玉奶奶伤心，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过狗儿叔。我爱寻根问底，一次趁玉奶奶不在家，问父亲:“狗儿叔到底去了哪里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？”
父亲点着烟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眼睛有些湿润，声音哽咽地说:“那是1947年的冬天，天气格外寒冷，你狗儿叔说去大营赶集，想不到，那一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派了好几拨人去集市上打听:最后确认是被抓了壮丁。那年，你兰柱姐姐才出生6个月”。
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，也没有狗儿叔的消息。有说他打仗时早已战死，有说他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乡亲们经常看到狗儿婶子抱着孩子，走向街口，向远处眺望，久了，有泪水从她的脸颊大滴大滴滚落下来。后来，她的娘家人强硬地把她接走了。听说，她临走时，紧紧地搂抱着兰柱姐姐，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父亲考虑到玉奶奶年岁大了，怕她带不好孩子，就让我母亲把兰柱姐姐抱回了家。原本母亲的奶水就不多，当时8个月大的大哥自个儿都吃不饱，有时甚至饿的直哭，实在没办法，母亲就把麦子面放进锅里炒了，然后用热水搅拌成糊糊喂他俩吃。半年后，邻居说两个孩子都长胖了。
1952年春天，玉奶奶见母亲又怀了我二哥，身子一天天笨了，便将兰柱姐姐领回了家，她俩相依为命。但所有的生活用品，都一直由父亲提供。
玉奶奶和父亲一样，都喜欢抽烟喝茶。只是抽的烟比父亲少，四天抽五包(佳宾牌的)香烟，而父亲每天至少抽两包(太阳牌的)。玉奶奶喝茶水比较清淡，有点茶叶就行。父亲喝茶很浓，每次都往壶里放一大把茶叶，一般人喝一口就会咂摸着嘴摇着头说:“唉呀！太苦了！太苦了！”
那时，父亲每个月都会给玉奶奶买4条(佳宾牌)香烟，半斤花茶。
上世纪60年代，国家掀起了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运动，小戏班的生意一度终断。父亲没有了收入，生活变的拮据，幸亏有母亲在院子里养的十几只母鸡，每天能捡7、8个鸡蛋，等凑够了50个，母亲就让二哥用蓝子提着去供销社卖。然后再用那钱给玉奶奶买纸烟。好在那时香烟7分钱一包，(福字牌的香烟)9分钱一包。即使是这么便宜，父亲自己早已舍不得抽了，他去集市花5毛钱买了一斤旱烟(土烟)。然后用纸卷着抽，足够他一个人抽半年的。而喝茶，也由原来每次往壶里放一大把，改为放一小捏。但每个月依然保证给玉奶奶买四条烟，半斤花茶。第二年，父亲便在村边开垦了一块荒地，种上了一大片旱烟。
也许，就在那时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父亲对玉奶奶和兰柱姐姐，是在尽一个儿子和父亲的责任。
父亲一生有很多朋友，但只有狗儿叔这一个结义兄弟。乡邻说，狗儿叔他们家四代单传，是玉奶奶看好了父亲兄妹7人，人丁兴旺，巴望着让狗儿叔和父亲结拜后，能给他们家带来福荫，后代子孙满堂。
可是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也始终不知道，狗儿叔究竟葬于何处。父亲在他尚壮硕、清醒的盛年，一直在尽力寻找，竟也说不清。当年的一切，已经没人说得清了。而后来，了解狗儿叔的人，一个一个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于是，狗儿叔的下落，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。
玉奶奶于1968年秋天去世，享年81岁。那时，我已经在县文工团工作，父亲捎信给我，让我务必回去陪灵。
玉奶奶身边没有其他亲人，后事都是由父亲出钱料理。棺材和殓服都让买最好的，最贵的。
出殡那天，能通知的亲戚都通知了。我所有的表哥，表姐们，就连居住在景县东柳高堡村的叔叔、姑姑以及他们的孩子也都来了。
只见我的父亲披麻戴孝，为玉奶奶行了“三跪九叩”大礼，摔了盆，扛着幡，走在最前头。数十人穿白戴孝的送葬队伍，从家里一直延绵到了大街上。路人见了，知道是为一位有福的老人出殡。猜想，这该是怎样一个人丁兴旺，儿孙满堂的大家族啊！
1970年，兰柱姐姐嫁给了本村的黑哥，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。父亲按照当时陪嫁女儿的标准，从朋友处借了200元钱，为兰柱姐姐买了两个坐柜，一个迎门橱。
我的母亲和父亲，已于1987年和1992年，相继去世。这些年，我每次回去上坟，都会路过玉奶奶的坟前。都会看到兰柱姐姐和她的儿孙们为玉奶奶磕头、烧纸。而在那烟雾缭绕中，就仿佛看到玉奶奶正高兴地接收孙女和重外孙们给她的钱，衣服，还有她喜欢抽的香烟和茶叶。
这时，我忽然又有一种深深的悲凉，我想，从来没有一个亲人，为我父亲的义弟，我的狗儿叔上过坟吧？孤魂野鬼，说的大概就是他了吧。
这不由的使我想起了“桃园三结义”，想起了《桃园结义歌》，“这一拜，春风得意遇知音，桃花含笑映祭台。这一拜，保国安邦志慷慨，建国立业展雄才。……忠肝义胆，患难相随誓不分开……生死不改。”
我在想:父亲和狗儿叔，不可能有“建国立业展雄才”的理想和志向。但是，“有难同当，忠肝义胆，生死不改”这样的誓言，我的父亲做到了。也许，他只是践行了当初的一个承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