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岁那年，厂领导派我去天津地毯一厂学习。五个月之后，迎来了春节，老厂长打电话让我回来，一是汇报学习情况，二是让我回家过年。
那个时候的天津，不管是人们的生活水平，还是幸福指数都远比我们这小地界高很多。尤其是地方名吃，如祥德斋的糕点，十八街的麻花，还有耳朵眼的油炸糕，很多人别说吃，甚至听都没听说过。所以，我就合计着一定要给我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师博和师兄们多少都买点天津的特产。
腊月二十八，一大早我就坐上公交车去了市里，先是买了回家的火车票，而后便按着事先“拟定的计划”买糕点、买麻花。因为油炸糕实在不好带，只给父母买了一斤，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回到住地。
不料，当天夜里却下起了大雪，我一边收拾行李，心里又为明天（住地与车站距离20多公里）去车站发愁。
早晨，我透过玻璃向窗外望去，虽然院里、房子上、树上都积了皑白的雪层，但庆幸的是雪已经停下了。
我提着行李，从河东区二号桥，乘坐17路公交车赶往天津东站，公交车站离候车室大概有几百米，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力气，左手提着一个大包，里边装有我平时读的十几本书和换洗的衣服，右手提着另一个最大的包，里边是12盒祥德斋的糕点（大八件和小八件），还有四盒十八街的麻花，胳膊上还挎着一个小纸箱子，里边是地毯专用的四把电剪子，感觉浑身可以利用的部位全都用上了。
想想那个时候，体重不足百斤，提着和我的体重差不多的行李，该有多么吃力啊！
排队检票的时候，我几乎是拖拉着这些行李往前挪，觉得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将其提离地面了。
这时，一位20多岁，像似大学生的人走过来，说:“我来帮你提着一件吧。”他问清我在几号车厢，直接拎着我那个最大，也是最重的包，将我送进了车厢。
放稳行李，我满心感激。想打听他是哪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他笑了笑，说:“没事，不用放在心上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我知道，他不可能记着这件小事。但对于我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，可我依然还能想起他高瘦的样子，面带善良，身上同样背着两个很重的包。
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往老家跑。那时还是单休日，一周只休息一天。50公里的路程，我大多是骑自行车奔波于衡水与恩察之间。
那年6月，正是抢收小麦的季节。我想早点赶回家，以便替哥哥和小妹伺候母亲。4点多起床。把往家带的物品捆绑在自行车上，匆忙洗了把脸，就推起车子往外走，可推开门一看，室外正哗哗啦啦地下着密集的小雨，这还真让我有点傻眼。因为这样的天气，只能改乘公共汽车。虽然那时往返车票只需两元钱，但对于每月工资只有32元的我，仍是觉得捉襟见肘。
那时母亲已经瘫痪，望着至亲却又不能尽全孝，心里很是难过。说起来，每次都是归心似箭，想尽快地回到母亲身边，但当我真正坐在母亲身边时，却又是我最痛苦、最无奈的时刻。因为除了给母亲喂饭、翻身、按摩，再也拿不出治愈母亲的办法。
面对母亲的病情逐渐加重，我卑微无奈，只能就着老屋那暗淡的光线，贪恋地看着母亲在病魔的侵虐下却依旧清秀的脸庞，仿佛上面刻着的不是岁月的痕迹，而是一条条爱的纹络与我俩今世不舍的亲情。
下午四点，母亲怕我误了返程的班车，三番五次地催促，说:“丑儿啊！快走吧，晚了就没车了。”
那天的雨，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大哥拿了把雨伞送我，走到恩察东环路时，突然大雨滂沱，站牌下已空无一人。大哥只顾了为我打伞，他自己却任由风吹雨打，雨水早已淋透了他的全身。
我和大哥正在茫然无措时，突然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仿佛是从天而降，在我俩面前停了下来。只见司机摇下车窗，冲着我俩大声喊道:“客车已经过去了！你们如果去城里，就上来吧！”并迅速为我打开了车门。
我丝毫没有一点犹豫，一个箭步钻进了驾驶室。同时也听到了大哥在暴雨中嘟哝了一句:“阿弥陀佛，丑子你真有福啊！”
在车上，我端详着眼前开车的师博，应该在四十岁上下，有一种军人特有的气质，说话时有浓重的枣南口音。心想，一定是老乡无疑。
我心里格外高兴，想打听他这是往哪里去，又是什么单位的车时，他却先开口问我:“刚才送你，并为你打伞的是你什么人啊？”我说是我大哥。
“噢！你们弟兄关系真好啊！”他不无感慨地说。
当他知道我要回衡水时，便直接将我送到了枣强汽车站。我想留下他的联系方式，他说:“没什么，不用客气，我也是顺路，举手之劳。”临进候车室时，我扭头还见他向我挥手。
两位陌生人，在茫茫人海中注定是一面之缘，但隔着那么远的时空，我却时常想起他们。好在感恩的方式有多种多样，可以坚持投资自己，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进步，时间久了，同样有能力给更多的人送去温暖。
（作者简介:柳洪昌，男，1957年3月15日生人，退休职员，爱好文学，自2017年开始习作，至今已在报刊和新媒体发表作品近25万字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