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子被切除两个皮球大肿瘤重18斤 医生一下瘫坐

　　一个半小时的穿针走线后，这台手术获得了成功：足有两个皮球大的肿瘤从29岁的小昭身上成功切除，她的子宫保住了。

　　预想的最坏情况都没发生。小昭的下腔静脉没有破裂，粘连的器官被逐个剥开，没有损坏，肠管的大静脉没有撕破。在手术开始的20分钟内，最大的风险就被解除。

　　从医30年，接触过不少疑难杂症，这算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“做得比预想的顺利很多”的一台手术。放下手术刀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和主管大夫抱着18斤重的肿瘤一起拍了张“庆功照”，弯弯的眼角现出欣喜的细纹。

　　然而刚迈进休息室，谭先杰却一下瘫坐在沙发上。他觉得自己有话要说。

　　6月26日医师节这天，谭先杰趁着午休，将憋了3个月的“内心记录”发了出去。24小时内，文章的阅读量超过10万，随之而来的，是1万多个赞和800多条留言。谭先杰有些小小的激动：他知道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个故事引起了内行和外行的共鸣。

　　两个月前，29岁的病人小昭一迈进诊室，就让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姑娘，腹部高高隆起，掀起衣服来，像极了即将分娩的双胞胎孕妇。肿物周围没有一点儿缝隙，推都推不动。CT报告显示，肿瘤直径30厘米，提示可能来源于妇科。小昭告诉谭先杰，最近一个月，她走路越来越沉重，晚上不能平躺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　　“这台手术的风险绝对不会小。”谭先杰心里有些打鼓。虽然肿瘤为良性的可能性很大，但要从腹腔中突然搬出这么大的东西，病人的血压很可能会维持不住，搞不好还会呼吸和心跳骤然停止。“前一段时间外科就有过这样的病例，病人最终没有抢救过来。”

　　不做，不出一个月，病人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；要做，这么复杂的情况，实在难以预测具体结果。

　　这些年，谭先杰和同行们都察觉到，人们对医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，一旦出现问题，有时难以接受。大大小小的医患纠纷越来越多，医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小。“我也不例外。”

　　小昭去过几家医院，协和是她的最后一站。小昭母亲焦急和信任的眼神最终让谭先杰咬咬牙，收回了“要出国开会，近期不能安排手术”的推辞。

　　他把这台手术比作一场战役，“从硬着头皮决定接收病人的那一刻起，其实就没有退路了。”

　　谭先杰对医患纠纷并不陌生。直到手术中才能判断肿瘤的具体性质、无法提前预知的各种意外、患者对医院和医生过高的期望值，难理解和接受医学的局限性，这些都是患者和家属“抓狂”的原因。

　　双方的沟通不畅有时也是重要的导火索。被疑难杂症砸中，患者往往要从绝望转变到反抗，再从反抗转变到妥协，再到最终接受。不少病人在接触医生时还会衍生怀疑和愤怒情绪，这时候有的家属就像“鞭炮”，很容易一点就炸。

　　“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，本身就交流不多；即使交流充分，这些把医院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，也未必真能理解你说的病情复杂，有时还会认为医生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吓唬人。”谭先杰说。

　　谭先杰让小昭去查大便常规和潜血，排除胃肠道肿瘤的可能；又让她到麻醉科会诊，做术前评估。她的病情最后被提交到妇科肿瘤专业组进行讨论，请老教授和同事们共同拿主意，谭先杰还将小昭本人叫到了讨论现场。

　　从CT报告上来看，这个巨大的肿瘤已经压迫到了输尿管。专家们建议，在正式的切除手术前，需要先在小昭体内放置输尿管支架管，防止术中损伤输尿管；还要进行血管造影，阻断肿瘤的供血动脉，减少术中大出血出现的可能性。

　　正式手术的前一天，谭先杰对还在读小学的儿子说：“爸爸明天有一台很困难的手术，咱们早上可不可以麻利些，这样爸爸送你到学校后就能到医院好好吃顿早餐。”儿子爽快地答应了。

　　这天晚上，一贯“心理素质不错”且睡眠良好的谭先杰失眠了。他在脑中反复预演着手术的情况，不知不觉过了前半夜，只好起身拿起一听啤酒，喝完很快入睡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还在读小学的儿子穿衣刷牙洗脸一气呵成，两人提前到了学校。临走前，儿子嘱咐他：“爸爸，你好好做手术吧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家人无法完全分担医生的职业压力。手术前一天，谭先杰给他的老师郎景和院士发了短信，简单叙述了病情和自己的担心。手术当天上午7点半，谭先杰到郎大夫办公室，向他详细汇报了病情，郎大夫说上午有讲演，但可以随时电话，手术优先。临走还告诫谭先杰：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要慌乱，有我在呢。谭先杰回忆，“从郎大夫办公室出来后，我走路都轻快了很多。”

　　10点，麻醉准备；10点35分，手术正式开台。拿起熟悉的手术刀，谭先杰就像平常一样，完全不紧张了。一个半小时后，手术宣告结束。18斤重的肿瘤被完整地取出，没出一滴血，轻微的粘连被顺利地处理好，其他的器官都完好无损。初步判断，肿瘤是良性的，这也在后期的病理检查中得到了证实。

　　谭先杰把这台手术成功的因素归结为技术之外的三点：充分的术前准备和评估、科室和团队的良好配合，还有难得的“好运气”——来源于平台支撑和前辈支持。

　　这正是他一定要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。“很多人看完舒了口气，是因为结果顺利。但恰恰这点在手术前根本无法预知。”

　　与谭先杰一起协同“作战”的麻醉大夫朱波和手术室总护士长徐梅，平时也要和其他科室的疑难杂症打交道。在她们的经验里，小昭的手术不算最难，可万一走错一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

　　文章发出后的第四天中午，谭先杰从朋友圈看到，天津市某医院一名主任被自己治疗过的、“效果不错”、活了7年的肝癌患者砍成重伤，正在抢救之中。他再次觉得悲愤：现在，医生已经几乎是一个完全不允许失手的职业。

　　尽管觉得“宣扬手术成功不合时宜”，但谭先杰坚持将后续的感受继续分享出来。他希望小昭的故事能暂时缓解医生的压力，也给普通公众提供一个机会，读懂医生淡定外表下丰富的甚至是纠结的内心故事。

　　谭先杰觉得，小昭的病例其实是千千万万台手术的真实缩影——医生从犹豫、焦虑到挑战、攻坚，最后迎来手术的完美收官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不再有生硬的脸谱，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“强弱”，只有焦虑担忧的患者、情绪波动的家属、一波三折的诊断通知、必须故作淡定的医生，以及手术前的夜晚里双方的忐忑和失眠。

　　有读者的回复戳中了谭先杰的内心。“这些是医生的故事，可惜我们患者大多都不知道，更无法体会。”还有人留言，“这只是若干疑难杂症手术中的一个，和其他手术不同的是，患者的肿瘤的确太大；但和其他手术相同的是，手术的责任一样大，风险一样大，付出一样多。”

　　这些年，谭先杰看过不少医生因为纠纷绕进了长期的拉扯，惹上了麻烦的官司，严重的甚至没有机会再拿起手术刀，还有一小部分因此赔上了性命。

　　“患者有患者的感动，读出的多是医生的责任，都是正能量；但医者有医者的共鸣，看懂的更多是无奈，有些是负能量。”谭先杰感叹。

　　上惯了手术台的谭先杰不怕各种形状奇怪的肿瘤，唯独害怕向病人和家属送达病情堪忧的噩耗。他最不敢面对的，是这些家属脸上几起几浮的表情。

　　“谁不想带来好消息呢。”谭先杰无奈。大多数时候，作为主治大夫，他们必须保持淡定，“我们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尽力，但对结果不敢做百分之百的保证。”

　　谭先杰一直认为“医患双方是战友，共同的敌人是疾病”这样的口号过于理想。“没有哪位医生绝对不会遭遇医患纠纷，对各种媒体报道过的偶发性的恶性事件，我们实际上无能为力。”

　　这位大夫坦言，从医之初，他以为自己要做的是不断地治愈和攻克，但等到实际入行才发现，医生也要学会“认song”(上尸下从)。他更认同特鲁多医生的名言：有时是治愈、常常是缓解、总是去安慰。

　　“我不相信有医生打心底里就希望把病人治坏。”谭先杰说，病人输不起，医生也同样输不起，医生的职业生命也很脆弱。

　　谭先杰也曾同样站在患者家属席上。30多年前，他的母亲被查出长了肿瘤。

　　在重庆渝东的大巴山深处，谭先杰以全学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上的第一中学，却因离家50公里必须寄宿。初二寒假一回家，迎接他的是母亲去世两个月的噩耗。

　　谭先杰从此立志做一名医生。从医后他发现，肿瘤的“信号”早已在母亲身上出现了一两年，因为对医学知识的匮乏，家人在几乎无望的后期才辗转找到医院。

　　他加入了科普的队伍：在媒体上发表文章，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成系列的女性健康短文，还出了一本名为《子宫情事》的科普读物。“让病人有途径从权威的医生手里得到准确的资讯，而不是通过网络搜索得到难辨真假的信息，这或许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。”令他欣喜的是，这两年，门诊里的病人有一半都是自己的科普读者。

　　虽然选择记录“温情”，但谭先杰并不回避悲剧。他十分清楚，即使在排名靠前的北京协和医院，也同样有一些手术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。

　　在小昭住进医院的同期，谭先杰还在负责治疗另一个年轻女孩。两人的肿瘤大小几乎相同，但迎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——手术过程中，医生们发现女孩的肿瘤属于恶性，而且是治疗效果最差的那一种。那一刻，谭先杰握紧手术刀的手开始觉得无力。

　　女孩仅有14岁。在孩子父母的要求下，谭先杰和女孩的父母达成一致，不希望她知晓自己的真实病情。他们把对死亡的恐惧截留在了成人的世界，每回查房，谭先杰都要心情沉重地整理好微笑的面孔，“故作轻松地进行表演”。

　　女孩两个月前病逝。直到现在，谭先杰和孩子的父母还会互相慰问，他们之间关于病情的交流消息足有几千字。从网上看到小昭的故事后，这位母亲发微信给谭先杰，“我很感动，想到了您对女儿的爱护。如果能把女儿的手术记录下来，女儿也会感到欣慰。”

　　“有时间我一定会写的。”谭先杰的语速放慢了一倍。他说这将会是一个更让人感动的故事：家属在绝望、抗争和无助中感受到了医生的同情和尽力，最终也平静地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结果。

关键词：切除|肿瘤|瘫坐